[摘要] “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”，帮助中低收入群体解决住房问题，应当是土地收入的主要用途。如果土地收入不能对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发挥重要作用，就很可能反过来助长地方政府继续搞“土地财政”，这对完善房地产调控和加快政府自身改革都是很不利的。
“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”，帮助中低收入群体解决住房问题，应当是土地收入的主要用途。如果土地收入不能对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发挥重要作用，就很可能反过来助长地方政府继续搞“”，这对完善和加快政府自身改革都是很不利的。
实时统计显示，截至目前，今年50个重点城市土地出让收入合计为7645.3亿元，与2016年同期不到5000亿的水平相比，上涨53.3%。其中武汉土地出让收入居首，超过700亿元，南京、合肥等三个城市均超过400亿元。
从范围看，今年力度明显高于去年，一些城市已经从“单限”（限购）走向了“三限”（限购、限贷、限售），甚至不排除出台新的限制手段。但是，50个重点城市的卖地收入仍然出现了暴增，这一现象颇值得注意，个中信息耐人寻味。
首先，卖地收入大增显然与土地供应力度加大、供应量增加有关。为了缓解热点城市的土地供应紧张矛盾，国家有关部委明确要求增加重点城市的土地供应。不过，土地供应增加不是卖地收入大增的主要原因——土地供应力度再大、数量再多，如果买地的积极性不高，或者说购买力仍然较弱，卖地收入就不会有太大变化。现在的情况是，土地上市后要买土地的开发商很多，即便受到政策限制，高溢价、高单价地块出现数量有所减少，成交总量也有明显增加。
之所以出现拿地热情高、能力强的情况，一是因为开发商对热点城市的市场仍然保持乐观情绪，即便调控力度加大，对上涨的预期也没有降低，于是不惜斥巨资竞争拿地；二是因为开发商“不差钱”，手中有足够的资金到市场拿地，而且不怕资金被长期占压。除了去年市场行情好，多数开发商资金回笼情况良好，手中握有的资金比较充裕之外，近年来银行给开发企业大肆放款，也让开发商囊中鼓胀，有底气参与拿地竞争。有银行的强力支持，有几个开发商没有拿地的能力，又有几个开发商担心拿地以后出现资金链断裂？就算万一资金链断了，开发商也会认为，的风险在银行身上，与自己关系不大。
一边是持续加码，一边是拿地热情高涨，卖地收入大幅增加，这让人们对前景的判断平添了几分不确定性。不过，房地产调控不能就说房价，也不能就调控说调控，毕竟不只是由房价构成，还应当关注住房的结构，特别是和租赁房的供应规模。如果一个城市保障房和租赁房的比重很低，这个城市就很难控制房价过快上涨，即便控制住了，相当部分居民也仍然买不起。从长远看，房地产调控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工作，是要认真解决中等收入人群的问题和低收入人群的租房问题，即政府通过怎样的手段，把提供给中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房和租赁房解决好。解决好了这个问题，房地产调控的目标就完成了一大半，市场对房价和卖地收入的变动也就不会那么敏感了。
热点城市持续增加的土地收入，将派做什么用场——还债，投入，补充养老保险，还是发展公共事业？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，帮助中低收入群体解决住房问题，应当是土地收入的主要用途。“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”，既然上涨的结果是由广大居民促成的，那么从政府（以及在商品房买卖诸多环节）获得的收入，也应当主要用于帮助中低收入群体解决住房问题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决策层、管理层和社会各界应有基本的共识。如果土地收入不能对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发挥重要作用，就很可能反过来助长地方政府继续搞“”，这对完善和加快政府自身改革都是很不利的。
土地出让收入大增本身没有什么问题，问题可能会出在土地收入的使用上。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，就是要通过对土地出让收入的正确把握和使用，推动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，改革公共财政投入和财政监督机制，把更多的资金、资源用于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，用于完善公共服务结构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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